2 中兽医学的概念
中兽医学是起源于中国古代，经过数千年发展而形成的具有独特理论体系和丰富诊疗手段的传统兽医学，是中国历代劳动人民同动物疾病进行斗争的经验总结，其主要内容包括基础理论、诊法、中药、方剂、针灸和病证防治等部分。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中医学的影响，中兽医学在长期的医疗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发展了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思想，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特点的理论体系和以四诊、辨证、方药及针灸为主要手段的诊疗方法。几千年来，中兽医学为保障我国畜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3 中兽医学的发展概况
3.1 中兽医学的起源
中兽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远古至公元前22世纪），即人类开始驯化野生动物，并将其转变为家畜的时期。人类在饲养动物的过程中，逐步对动物疾病有所了解，并不断地寻求治疗方法，这就促成了兽医知识的起源。
考古学发现，我国家畜的饲养约有一万年的历史。例如，桂林甑皮岩遗址（距今约11310 ± 180～7580 ± 410）就出土有家猪的骨骼，浙江河姆渡遗址（距今约6310 ± 100～6065 ± 120）出土有猪、犬和水牛的骨骸。又如，在新石器时代的河南仰韶遗址（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中，发掘出有猪、马、牛等家畜的骨骼以及石刀、骨针和陶器等；在陕西半坡遗址（约公元前4800～前4300年）和姜寨遗址（约公元前4600～前4400年）中，不但发掘出猪、马、牛、羊、犬、鸡的骨骼残骸及石刀、骨针、陶器等生活和医疗用具，而且还有用细木围成的圈栏遗迹。在内蒙古多伦县头道洼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的砭石，经鉴定具有切割脓疡和针刺两种作用。这些考古发现说明，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不但家畜的饲养已经普及，而且人类为了保护所饲养的动物，已开始把火、石器、骨器等战胜自然的工具用于防治动物疾病。
对药物的认识，同样也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原始人集体出猎，共同采集食物，必然发生过因食用某种植物而使所患疾病得以治愈，或因误食某种植物而中毒的事例。经过无数次尝试，人们对某些植物的治疗作用和毒性有了认识，获得了原始的药理学和毒理学知识。如《淮南子-修务训》中有“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记载，便生动地说明了药物起源的情况。
3.2 中兽医学知识的积累和初步发展
夏商时期（公元前21世纪至前11世纪），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水平的不断提高，兽医知识得到了初步发展。
商代（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的甲骨文中，已有表示猪圈、羊栏、牛棚、马厩等的象形文字，说明当时对家畜的分栏护养已有了进一步发展。甲骨文中还记载有药酒及一些人畜通用的病名，如胃肠病、体内寄生虫病、齿病等。河北藁城商代遗址中，出土有郁李仁、桃仁等药物，表明当时对药物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商代青铜器的出现和使用，为针灸、手术等治疗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有利条件，如当时已有了阉割术或宫刑的出现。殷周之际出现的带有自发朴素性质的阴阳和五行学说，后来成为中医和中兽医学的指导思想和推理工具。
从西周到春秋时期（公元前11世纪～前476年），家畜去势术已用于猪、马、牛等动物。《周礼-天官》中已有“兽医，掌疗兽病，疗兽疡。凡疗兽病，灌而行之，以节之，以动其气，观其所发而养之。凡疗兽疡，灌而劀之，以发其恶，然后药之、养之、食之”的记载，说明当时不但设有专职兽医治疗兽病，而且已将内科病（兽病）和外科病（兽疡）区别开来，并在治疗方法上采用了灌药、手术、护理、食疗等综合措施。当时的书籍中，还记载有不少对家畜危害较大的疾病，如猪囊虫（米猪）、狂犬病、疥癣、传染性病、运动障碍以及外血吸虫如马、牛虻等。《周礼》、《诗经》和《山海经》中，载有人畜通用的药物一百多种，并有兽医专用药物的记载，如“流赭（赭石）以涂牛马无病”等。《周礼》中还有“内饔……辨腥、臊、膻、香之不可食者”的记载，这是我国最早的肉品检验。
在这一时期，还出现有造父（约公元前10世纪）、孙阳（号伯乐，约公元前7世纪）、王良（约公元前6世纪）等畜牧兽医名人。
3.3 中兽医学知识的不断总结和学术体系的形成及发展
中兽医学知识的不断总结和学术体系的形成及发展 封建社会的前期（公元前475年～公元256年）是中兽医学进一步奠定基础和形成理论体系的重要阶段。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出现了专门诊治马病的“马医”（见《列子》）。《墨子》中也有“……罢马不能治，必索良医”的记载。关于家畜疾病，除以前出现的以外，尚有“牛疡”（见《古玺文字征》）、“羸牛”、“马肘溃”、“马折膝”（均见《战国策》）、“马刃伤”（见《楚词》）、“马暴死”（见《晏子春秋》）等记载。《晏子春秋》中中兽医学形成了以阴阳五行为指导思想，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特点的理论体系。
秦代（公元前221～前206年）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畜牧兽医法规“厩苑律”（见《云梦秦简》），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经进一步修订，更名为“厩律”。汉代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一部人畜通用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共收载药物365种，其中特别提到“牛扁杀牛虱小虫，又疗牛病”、“桐花主傅猪疮”、“柳叶主马疥痂疮”、“梓叶傅猪疮”等。汉简中，不但有兽医方剂，而且还有将药物制成丸剂给马内服的记载（见《居延汉简》、《流沙坠简》和《武威汉简》）。汉代已采用针药结合的方法治疗动物疾病（见《列仙传》），并用革制的马鞋进行护蹄。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曾有畜牧兽医专著《相六畜三十八卷》。马王堆汉墓出土有《相马经》，《三国志》注中还记载汉代曾出现有《马经》和《牛经》等书。河南方城汉墓出土有“据龙阉牛图”，说明当时已掌握了走骟还有“大暑而疾驰，甚者马死，薄者马伤”的记述。约公元前3世纪出现的《黄帝内经》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最珍贵的一部医学典籍，它比较系统和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中医学发展的成就，中兽医学的基本理论最早便导源于《黄帝内经》。受其影响，中兽医学形成了以阴阳五行为指导思想，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特点的理论体系。
秦代（公元前221～前206年）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畜牧兽医法规“厩苑律”（见《云梦秦简》），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经进一步修订，更名为“厩律”。汉代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一部人畜通用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共收载药物365种，其中特别提到“牛扁杀牛虱小虫，又疗牛病”、“桐花主傅猪疮”、“柳叶主马疥痂疮”、“梓叶傅猪疮”等。汉简中，不但有兽医方剂，而且还有将药物制成丸剂给马内服的记载（见《居延汉简》、《流沙坠简》和《武威汉简》）。汉代已采用针药结合的方法治疗动物疾病（见《列仙传》），并用革制的马鞋进行护蹄。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曾有畜牧兽医专著《相六畜三十八卷》。马王堆汉墓出土有《相马经》，《三国志》注中还记载汉代曾出现有《马经》和《牛经》等书。河南方城汉墓出土有“据龙阉牛图”，说明当时已掌握了走骟法。汉代名医张仲景（约公元150～219年）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一书，不仅充实和发展了前人辨证论治的原则，也对中兽医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张仲景所创立的六经辨证方法及其许多方剂，一直为兽医临床所沿用。三国时期（公元220～265年），名医华佗（公元110～207年）曾发明了全身麻醉剂“麻沸散”，并进行了剖腹涤肠手术，相传他还有关于鸡、猪去势的著述。
封建社会中期（公元265～1368年），中兽医学形成了完整的学术体系，并继续向前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晋人葛洪（公元281～341年）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有治六畜“诸病方”，除记有灸熨和“谷道入手”等诊疗技术以及用黄丹治“马脊疮”等十几种动物疾病的治疗方法外，还指出疥癣中有虫，并提出了“杀所咬犬，取脑敷之”的防治狂犬病的方法。北魏（公元386～534年）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中有畜牧兽医专卷，记有包括掏结术，猪、羊的去势术，用削蹄法治疗漏蹄，以及群发病的防治措施等防治动物疾病的方技四十多种，反映出当时的兽医技术已达到了较高水平。梁（公元502～557年）时曾有《伯乐疗马经》出现。
隋代（公元581～618年），兽医学的分科已趋完善，出现了有关病证诊治、方药及针灸等的专著，如《治马、牛、驼、骡等经》、《治马经》、《治马经图》、《杂撰马经》、《伯乐治马杂病经》、《疗马方》以及《马经孔穴图》等（原书均已散佚）。
唐代（公元618～907年）有了兽医教育的开端。据《旧唐书》记载，神龙年间（705～707年）的太仆寺中设有“兽医六百人，兽医博士四人，学生一百人”。贞元末年（约804年），日本人平仲国等曾到中国学习兽医。唐代李石编著的《司牧安骥集》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一部中兽医学古籍，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兽医学教科书（明代时，日本有名为《假名安骥集》的编译本流传），对中兽医学的理法方药等均有较全面的论述。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所颁布的《新修本草》，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人畜通用的药典。唐代时，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兽医学也了有很大发展，如新疆吐鲁蕃唐墓中出土有《医牛方》，西藏出现有《论马宝珠》和《医马论》等兽医书籍。
宋代（公元960～1279年），从1007年开始设置“牧养上下监，以养疗京城诸坊病马”，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兽医院。宋代还设有我国最早的尸体剖检机构“皮剥所”和最早的兽医药房“药蜜库”（见《宋史》）。当时曾出现有《明堂灸马经》、《伯乐针经》、《医驼方》、《疗驼经》、《贾躭医牛经》、《马经》、《医马经》、《相马病经》、《安骥集》、《安骥方》、《重集医马方》等兽医专著。现存王愈所著的《蕃牧纂验方》载方57个，并附有针灸疗法。此外，据《使辽录》（公元1086年）记载，当时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已用醇作麻醉剂，进行马的切肺手术。
元代（公元1271～1368年）著名兽医卞宝（卞管勾）著有《痊骥通玄论》一书，除对马的起卧症（包括掏结术）进行了总结性论述外，还提出了“胃气不和，则生百病”的脾胃发病学说。这一时期还出现有《安骥集八卷》和《治马、牛、驼经》等书。
封建社会后期（公元1368～1840年）是中兽医学在中国古代发展的高峰时期。
明代（公元1368～1644）著名兽医喻本元、喻本亨兄弟集前人和自己的兽医学理论临床经验之大成，于1608年编著了《元亨疗马集》（附牛驼经）。该书内容丰富，是国内外流传最广的一部中兽医古典著作。在此前后，杨时乔还编著有《马书》、《牛书》，钱能编著有《类方马经》，内容都很丰富。明代著名科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编著了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方剂11096个，其中专述兽医方面的内容有二百多条。该书刊行后不久即传播到国外，为中外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外，朝鲜于1633年刊行有汉文的《新编集成马医方、牛医方》。
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公元1644～1840年），中兽医学虽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但也有一些兽医著作出现。1736年李玉书对《元亨疗马集》进行了改编，删除了“东溪素问四十七论”中的二十多论，又根据其它兽医古籍增加了部分内容，成为现今广为流传的版本。1758年，赵学敏编著的《串雅外编》中特列有“医禽门”和“医兽门”。1785年，郭怀西编著有《新刻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此后编撰的兽医著作有《抱犊集》、《养耕集》（傅述风，1800年）、《牛经备要医方》（沈莲舫）、《牛医金鉴》（约1815年）、《相牛心镜要览》（1822年）等。
3.4 近代中兽医学的发展
近代（公元1840～1949年）中兽医学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兽医学的发展陷入了困境。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活兽慈舟》（李南晖，约1873年）、《牛经切要》（1886年）、《猪经大全》（约1891年）等。《活兽慈舟》收载了马、牛、羊、猪、犬、猫等动物的病证240余种，是我国较早记载犬、猫疾病的书籍。《猪经大全》是我国现存中兽医古籍中唯一的一部猪病学专著。
1904年，北洋政府在保定建立了北洋马医学堂，从此西方现代兽医学开始有系统地在中国传播，使得中国出现了两种不同学术体系的兽医学，因而有了中、西兽医学之分。当时国内的反动统治阶级对中医和中兽医学采取了摧残及扼杀的政策，于1929年悍然通过了“废止旧医案”，立即遭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在此情况下，民间兽医遭受歧视和压迫，严重地阻碍了中兽医学的发展。但这一时期仍出现有《驹儿编全卷》（1909年）、《治骡马良方》（1933年）以及《兽医实验国药新手册》（1940年）等书籍。
与当时反动统治者的做法相反，中国共产党在其领导的根据地积极倡导中、西（兽）医结合。1928年，毛择东在《井岗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提出“用中西两法治疗”。解放区的华北大学农学院（开始属北方大学），在1947年便开始学习和研究中兽医学术，并把中兽医学作为兽医专业的必修课。各根据地及军队兽医系统中都吸收有中兽医，他们在防治动物疾病，特别是在军马保健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5 中兽医学发展的新阶段
中兽医学发展的新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兽医学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1956年1月，国务院颁布了“加强民间兽医工作的指示”，对中兽医提出了“团结、使用、教育和提高”的政策。当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民间兽医座谈会”，提出了“使中西兽医紧密结合，把我国兽医学术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的战略目标。1958年，毛泽东同志又作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指示，进一步明确了中兽医学的发展方向。由于政府的重视和广大中兽医工作者的努力，中兽医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如搜集整理出版了大量中兽医经验资料和古籍，编撰出版了一大批中兽医学书籍，开展了中兽医学的科学研究工作，在中兽医学理论、中药、方剂、针灸以及病证防治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中兽医学在临床应用方面，也有了进一步提高和发展，创造出了许多新疗法和新剂型。随着我国人民饲养宠物的增加，中兽医技术在治疗犬、猫疾病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中草药饲料添加剂的研究和应用，不但显示出中草药在促进动物生产性能和防治动物疾病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而且也将在环保以及保护人民身体健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自建国初期开始，我国政府便非常重视中兽医教育工作，先后在全国各中、高等农业院校设立中兽医学课程或开办中兽医学专业，培养了大批中兽医专门人才。我国于1956年便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成立了中兽医学小组，而后又于1979年成立了中西兽医结合学术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兽医学分会。这一学术组织在团结广大中兽医工作者，促进中兽医学术的发展，扩大国际交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交流的不断增加，中兽医学特别是兽医针灸在国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不少院校先后多次举办了国际兽医针灸培训班，或派出专家到国外讲学，促进了中兽医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4 中兽医学的基本特点
4.1 整体观念
中兽医学认为，动物体本身各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生理功能上相互协调，在病理变化上相互影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动物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它与外界环境之间紧密相关。自然界既是动物正常生存的条件，也可成为疾病发生的外部因素，动物要适应自然界的变化，以维持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即动物体与自然环境构成一个整体。因此，中兽医学的整体观念，实际上是指动物体本身的整体性和动物体与自然环境的整体性两个方面，它贯穿于中兽医学生理、病理、诊法、辨证和治疗的各个方面。
4.1.1 动物体本身的整体性
中兽医学认为，动物体是以心、肝、脾、肺、肾五个生理系统为中心，通过经络使各组织器官紧密相连而形成的一个完整、统一的有机体。五脏与六腑互为表里，与九窍各有所属，各脏腑组织器官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联系，以维持机体内部的平衡和正常的生命活动。
中兽医认识疾病，首先着眼于整体，重视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机体某一部分的病变，可以影响到其它部分，甚至引起整体性的病理改变，如脾气虚本为一脏的病变，但迁延日久，则会因机体生化乏源而引起肺气虚、心气虚，甚至全身虚弱。另一方面，整体的状况又可影响局部的病理过程，如全身虚弱的动物，其创伤愈合较慢等等。总之，疾病是整体患病，局部病变是整体患病的局部表现。
中兽医诊察疾病，往往是从整体出发，通过观察机体外在的各种临床表现，去分析研究内在的全身或局部的病理变化，即察外而知内。由于动物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因此，无论整体还是局部的病变，都必然会在机体的形体、窍液及色脉等方面有所反映。以察口色为例，察口色观察的是口舌局部的变化，但通过对口色的观察，可以分析机体内部脏腑的虚实，气血的盛衰，津液的盈亏，病邪的轻重，疾病的进退等。
中兽医治疗疾病亦从整体出发，既注意脏腑之间的联系，又注意脏腑与形体、窍、液的联系。如见口舌糜烂，当知心开窍于舌，便认为此即心火亢盛的表现，应以清心泻火的方法治疗。此外，“表里同治”，或“从五官治五脏”，以及“见肝之病，当先实脾”等，都是从整体观念出发，确定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的具体体现。
4.1.2 动物与自然环境的相关性
中兽医学认为，动物体与自然环境之间是相互对立而又统一的。动物不能离开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环境的变化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动物体的生理功能。当动物能够通过调节自身的功能活动以适应所处环境的变化时，便不致引起疾病，否则就会导致病理过程。例如，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是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动物可以通过气血，进行调节适应。如春夏阳气发泄，气血趋于表，则皮肤松弛，疏泄多汗；秋冬阳气收藏，气血趋于里，则皮肤致密，少汗多尿。同样，随四时的不同，动物的口色有“春如桃花夏似血，秋如莲花冬似雪”的变化，脉象有“春弦、夏洪、秋毛、冬石”的改变，这都属于正常生理调节的范围。但当气候异常或动物调节适应机能失调，使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失去平衡时，则可引起与季节性环境变化相关的疾病，如风寒、风热、中暑等。
由于动物体与自然环境相关，因此在治疗动物疾病时，就要考虑到自然环境对动物体的影响。古人在总结自然界的变化对机体影响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关疾病防治的措施。例如，脾肾阳虚性咳喘，往往夏季减轻，秋冬加重，常用“温补脾肾”之剂调养，并着重在阳气最旺的夏季来调养预防，此谓“春夏养阳”；而阴虚肝旺的动物，春季易使病发作，故在阴盛的冬季给予滋补，以预防春季发生，此谓“秋冬养阴”。此外，“因时、因地、因动物制宜”的治疗原则，也是整体观念在中兽医治疗中的体现。
总之，中兽医学中的整体观念，对于动物疾病的防治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临床实践中，一定要从整体观念出发，既要考虑到动物体本身的整体性，又要注意到动物体和外界环境的相关性，只有这样才能对病证做出正确的诊断，确定有效的防治措施。
4.2 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兽医认识疾病，确定防治措施的基本过程。“辨证”是把通过四诊所获取的病情资料，进行分析综合，以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的过程，即识别疾病证候的过程；“论治”是根据证的性质确定治则和治法的过程。辨证是确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也是辨证的目的。治疗原则和治疗措施是否恰当，取决于辨证是否正确；而辨证论治的正确性，又有待于临床治疗效果的检验。因此，辨证和论治是诊疗疾病过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也是理法方药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
为了很好地理解“证”的概念，必须把“病”、“证”、“症”三者做一比较。“病”，是指有特定病因、病机、发病形式、发展规律和转归的一个完整的病理过程，即疾病的全过程，如感冒、痢疾、肺炎等。“症”，即症状，是疾病的具体临床表现，如发热、咳嗽、呕吐、疲乏无力等。“证”，既不是疾病的全过程，又不是疾病的某一项临床表现，而是对疾病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病机的本质，包括病因（如风寒、风热、湿热等）、病位（如表、里、脏、腑等）、病性（如寒、热等）和邪正关系（如虚、实等）的概括，它既反映了疾病发展过程中，该阶段病理变化的全面情况，同时也提出了治疗方向。如“脾虚泄泻”证，既指出病位在脾，正邪力量对比属虚，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泄泻，又能据此推断出致病因素为湿，从而也就指出了治疗方向为“健脾燥湿”。由之可见，“病”是机体发生病理变化的全过程，“症”是专指病证的外在表现，“证”是对疾病过程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的概括。换言之，由于“证”反映的是疾病在某一特定阶段病理变化的实质，因此，在辨病基础上的辩证是中兽医认识和分析疾病的重要特点。
相对于“辨病治疗”和“对症治疗”，中兽医学的辨证论治更能抓住疾病发展不同阶段的本质，它既看到同一种病可以包括不同的证，又看到不同的病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出现相同的证，因而可以采取“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治疗措施。如同为外感表证，若属外感风寒，则治宜辛温解表，方用麻黄汤类；若属外感风热，则治宜辛凉解表，方用银翘散类，此谓“同病异治”；而脱肛、子宫下垂、虚寒泄泻等病，虽然性质不同，但当其均以中气下陷为主证时，都可以补中益气之剂进行治疗，谓之“异病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