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季子于丁巳正月生于燕邸，及白露时甫及半周，余见新凉日至，虞褥之薄，恐为寒气所侵，每切嘱眷属保护之，而眷属不以为意，及数日后，果至吐泻大作，余即用温胃和脾之药，不效。随用理中等剂，亦不效。三日后，加人参三钱，及姜、桂、吴茱、内豆蔻之类，亦不效。至四五日，则随乳随吐，吐其半而泻其半，腹中毫无所留矣。余不得已，乃用人参五、六钱，制附子、姜、桂等各一、二钱，下咽即吐，一滴不存，而所下之乳则白洁无气，仍犹乳也。斯时也，其形气之危，已万无生理矣。余含泪静坐书室，默测其故，且度其寒气犯胃而吐泻不止，若舍参、姜、桂、附、之属，尚何术焉？伎已止此，窘莫甚矣。思之思之，忽于夜半而生意起，谓其胃虚已极，但药之气味略有不投，则胃不能受，随拒而出，矧附子味咸，亦能致呕，必其故也。因自度气味，酌其所宜，似必得甘辣可口之药，庶乎胃气可安，尚有生意。乃用胡椒三钱，捣碎，加煨姜一两，用水二钟，煎至八分，另盛听用。又用人参二两，亦用水二钟，煎至一钟，另盛听用。用此二者，取其气味之甘辛纯正也。乃用茶匙挑合二者，以配其味，凡用参汤之十，加椒姜扬之一，其味微甘而辣，正得可口之宜。遂温置热汤中，徐徐挑而与之，陆续渐进，经一时许，皆咽而不吐，竟得获效，自后乳药皆安，但泻仍未止也。此自四鼓服起，至午未间，已尽二两之参矣。参尽后，忽尔躁扰呻吟，烦剧之甚，家人皆怨，谓以婴儿娇嫩，脏腑何堪此等热药。是必烧断肚肠也，相与抱泣。余虽疑之而不为乱，仍宁神熟思之，意此药自四鼓至此，若果药有难堪，何于午前相安，而此时遽变若此？其必数日不食，胃气新复，而仓廪空虚，饥甚则然也。傍有预备之粥，取以示之，则张皇欲得，其状甚急，乃与一小盏，辄鲸吞虎嗜，又望其余，遂复与半碗，犹然不足，又与半惋，遂寂然安卧矣。至次日，复加制附，始得为止全愈。呜呼！此儿之重生，固有天命，然原其所致之因，则人之脏气皆系于背，褥薄夜寒，则寒从背俞而入，内干于脏，中必深矣，原其所治之法，则用药虽当，而气味不投无以相入，求效难矣。及其内饥发躁，使非神悟其机，倘妄用清凉，一解则全功尽弃，害可言哉。故余笔此，以见病原之轻重，气味之相关，及延医之活变有如此关系者。虽然，此特以己之儿，故可信心救疗如是，设以他人之子，有同是病者，于用参数钱之时，见其未效，不知药未及病，必且烦言吠起，谤其误治，改用苦寒，无不即死，而仍归罪于用参者，此时黑白将焉辨之？故再赘其详，用以广人之闻见云。都FS钱旭阳长郎，年及两周，季夏间以生果伤脾，因致先泻后痢。旭阳善医，知其不过伤于生冷，乃与参、术、姜、桂、温脾等药，泻痢不愈，而渐至唇口生疮。乃谋之余，曰∶此儿明为生冷所伤，今不利温药，将奈之何？余曰∶此因泻伤阴，兼之幸辣遽入，而虚火上炎耳，非易以附子，不能使火归原也。因用二剂，而唇口疮痛，咽肿倍甚，外见于头面之间，而病更剧矣。又谋之余曰∶用药不投如此，岂真因湿生热耶？余诊之曰∶上之脉息，下之所出，皆作真热，本属阳虚。今热之不效，虽属可疑，然究其所归，寒之则死，必无疑也。意者，药犹未及耳。旭阳曰∶尚有一证似属真寒，今其所用汤饮，必欲极滚极热者，余等不能入口，而彼则安然吞之，即其喉口肿痛如此，所罔顾也，岂其证乎？余曰∶是矣，是矣。遂复增附子一钱五分，及姜、桂、肉果、人参、熟地之属，其泻渐止，泻止而喉口等证，不一日而全收矣。疑似之间，难辨如此，使非有确持之见，万无一生矣。余自经此以来，渐至不惑，后有数儿，证治大同者，俱得保全。亿，此不惑之道，其要何居？在知本之所在耳，临证者可无慎哉！